每逢植树节，我们都会在电视上看见众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领导挥铲植树的精彩画面，也许那时我们由于日常工作的繁忙竟忘了有此一“节”，不期然看见领导在电视镜头里的功业，除了自责对国家对社会缺失一份应有的责任与贡献，剩下的往往就是对于日里万机中还不忘种一棵树的领导们的敬意了。
   
    然而这只是其一。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只是辛勤的新闻记者们以意识形态方法剪裁渲染过的“新闻成品”，至于作为其二的“新闻半成品”――新闻原始素材，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干部树是如何种出来的，并籍此计算一番干部树的成本，看看各位领导如何获得我们的敬意。
  
    干部在植树节种树，通常都是成群结队赶集似地往目的地跑，车队浩浩荡荡，一来显得气派，二来也有规模效应，容易被大众注意到――这样树才不会白种。车子一多，往往冗长而难以控制，再加上街上红绿灯的限制，车队难以控制，为此，增设一辆警车开道则成为了必然之举。
  
    够了，现在我们开始计算成本。要发动这么多人扎堆在同一天种树，并且要保证同时到达目的地一起挥铲，必然需要事前进行大规模而卓越卓有成效的规划、布置，这必然要耗费政府部门大量的人力成本。
  
    那么多人来到山上，没有树苗，树必然种不成，所以事前必然要买好、摆好树苗；树坑没有挖好，等领导亲自挖土必然累了领导，所以必然要先请人挖好树坑；那么多机关单位互不相识，在山上团团转，必然不知道从何种起，所以事前要给他们划好片区，他们在场上才找得到自己的任务区。是的，这只是事前――领导还未到来时的成本。
  
    那么多车开到郊外种树，种完树，一定是要开回来的，这两趟汽油费自然不会少了；领导来了，新闻记者自然蜂拥而至，这里隐含着更多的成本：记者来采访领导种树，必然取消了这些记者所有可大可小的采访行程，这是不可计算的新闻成本；记者采访领导种树，受众必然以为新闻媒体只关心领导行踪，是领导的喉舌，难以胜任人民的喉舌，这是不可测度的另一种新闻成本；记者来采访领导种树，不能没有领导讲话，领导在电视上的讲话往往交由秘书事前撰稿，这里包含了政府的人力成本；多家媒体前来，这个成本自然要适当加倍。
  
    既然新闻媒体来了，不能让他们没东西拍、没东西写。于是，干部们纷纷带领他们的下级在山上拉开横幅，个个气势如虹，场面自然是热火朝天，电视记者也不会空手而归了。警车开道，这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不仅干扰了自然的交通秩序，还导引公权力进入了不该进入的领域。这里的公共权力的成本耗损显然是不低的。
  
    如果植树节下雨，那么有关方面肯定要大量采购雨伞、雨衣、雨靴等等物品（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不会让我们敬爱的领导淋雨，革命的身体要紧），这是可能的额外的成本。
  
    现代的城市这么大，街道这么繁杂，庞大的车队要开到郊外，谈何容易，领导来到林边，又是到山上植树，地方官自然是要接待的。于是，时间一到，不管树苗有没有植完，铲子一扔，乘专车奔赴地方下级单位安排的宴会去了。这里有可能滋生官员腐败的成本就不用我说了。
  
    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于次年颁布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具体实施办法，倡导全民植树。这当然是好事。我们也知道，干部植树也是倡导全民植树的一个带头性的措施，然而很显然，干部树的负面成本之高，已经大大超过了其预设的带头模范作用。
  
    所以，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唯一想说的就是：“干部树”可以休矣。(黄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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