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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高新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分子提供广告等宣传的行为将被以共犯论处。马上有记者问明星代言是否包含其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表示，对于明星的代言行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作为共犯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很重要。 　　

　　从网友反应来看，很多人对以“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作为追究代言明星刑责前提，似乎颇为不满。因为司法解释的意思很明显，针对的只是那种明知假冒伪劣而仍旧为其昧良心代言的人，这种人毕竟很少；而且，事后判定明星是否对假冒伪劣“明知”难度颇大，除非存有明确证据，否则很可能会被疑罪从无。因此，有人将此理解为对明星代言的究责最小化，所谓追究代言明星刑责不过徒具空文；问题是，只要明显所代言药品事后被证实为假药、劣药，明星即使之前毫不知情，反而有政府机构的正规批文作保，也仍要作为共犯被追究刑责，这难道就公平了吗？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新《食品安全法》对明星承担虚假食品广告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其中最富传播效果的说法是“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倾家荡产”。这遭致了冯小刚、濮存昕等文艺界名人的反对，反对的最大理由是这些食品都是经过国家政府部门批准的合法产品，出了问题不应该是代言明星的责任。某些明星狡辩代言产品只是“和演戏一样表演”固然很令人不齿，但类似张艺谋“如果你代言错了，你就得认，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的说法，其实也是对法律的另一种误解，好似守法与违法纯粹是一种不可预知的赌博行为。 　　

　　界定明星代言责任，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虚假广告”。“虚假广告”不应该以代言时不可预知的事后情况为依据，而应该以代言时即可确知的情况为依据，这样既能凸显法律的公正，代言明星也无冤可喊。我们不能总是以代言的产品是否出问题来判断是否是“虚假广告”。“虚假广告”应该有更科学也更客观的标准，具体到明星代言而言，最起码的一点，应该是言语与事实的相符。　　

　　常常能看到一些女明星给很一般的大众化妆品代言，可我几乎敢断定，尽管她们把代言产品吹的那么好，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却肯定不会用如此大众的化妆品。还有很多明星给国产奶粉代言，可她们自己的小孩吃的会是她们所推荐的产品吗？还有大堆的药品广告，明星根本就没这个病，却煞有介事地吹嘘这个是如何的灵丹妙药——凡此种种，言语与事实完全脱节，代言成为纯粹的表演行为，这难道还不是虚假广告吗？为何一定要等哪个产品出了事才追责，这种虚假广告在源头上就应该被查处。　　

　　代言不是演戏，广告更不是谎言的代名词。明星应该为自己在广告中的言行负责，这种负责不是保证产品以后不会出问题，而是必须保证言语与事实的相符。美国的规定是代言广告必须是“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广告代言人是商品推荐者也是商品证明人，是产品一定时间内的实际用户和直接受益者，证词要真实无误，否则就和出庭作证说谎一样，应该直接受罚。我认为明星代言广告就应该是这样的，惟其如此，追究明星责任才显得公平，明星本人也才会更加慎重地对待代言，并且不会为承担责任感到冤枉。（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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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