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从春到冬屡屡有官员自杀的消息从报章或网络传来。21日，48岁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开会期间，割腕自杀于下榻的酒店。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官员自杀案。(12月26日《南方日报》)

公开官员自杀原因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不少官员自杀案确实仍存疑团迷团，相关部门应当尽快调查列因给公众一个说法。因为官员是公众人物，公众有权知道官员的死因。

公开官员自杀原因当然也是为了消弭坊间悬疑。我注意到，每每有官员自杀悲剧发生后，官员自杀便成为网民搜索的高频率关键词。网民在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更会本能地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以及案后有否黑幕存虑质疑。老实说，在当下反腐形势不容忽视的严峻情势下，一方面公众有权有理由怀疑揣测官员死因，甚至先入为主将之与官场贪污生态加以联系；另一方面，只有迅速完整公开官员自杀死因，才能平息坊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揣疑，还官员清白让他们九泉安息，还公众明白以平息媒体置疑揣测。

公开官员自杀原因更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官员也是人，无论自杀原因如何，自杀都是悲剧。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在所有人权中，人的生命权高于一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于人而言，世上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生命消失了，一切将归于消灭。“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官员自杀毕竟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从人性意义和人文关怀计，无论其死因如何，死者为大，面对死者，我们似乎首先没有理由先给以一点悲悯和怜惜。

我承认，部分自杀官员的死因确实与腐败直接关联。比如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顺平皆为畏罪自杀；有些官员的死因可能永远是个盖棺难揭的迷；但毕竟，官员自杀死因中还有相当者为心理健康及生态压力。四川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亡，就被认为一直无法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而抑郁致死。

其实，无论死因如何，官员自杀都堪称“双重悲剧”。个体生命消亡是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随个体生命消亡，势必无助于现实矛盾问题解决甚至永远无从解决则是更大的悲剧。如果官员是畏罪自杀，则有可能人死线索断，由于死无对证，则有可能让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躲过一劫，或让有牵连的贪官逍遥法外逃脱制裁，导致“牺牲我一个，保安一圈人”的悲情结局；如果官员不是畏罪而是不明不白地自杀，随人亡其死因则有可能成为永远的问号和生者心中永远的痛；如果官员自杀动因是源自生态压力和心理问题，则随官员自杀也许只能留下警示而难以找到确定诱因，进而难以找到有的放矢速效显效的监测减压干预机制。

作如是观，公开官员自杀原因更是为了防止悲愤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