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富士康发生“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并于“八连跳”之际适时推出一则题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报道。这则报道试图向人们呈现富士康员工“碎片一样活着”的孤立与单调、像“嗜血的插针机”一样的工作环境，以及那些年轻人共同的“不知所措的青春”。并援引心理学家的说法称，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援引社会学者的说法称，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

但这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自杀之谜”吗？因为对于众多将质疑的目光投向富士康的人们而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在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纵身一跃的时候，富士康到底做了什么，或都没做什么。

在外界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上，报道分明在做出澄清与辩护。首先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心理学家称，“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对此，已有网友敏锐地指出，这种说法是只看单个统计量，不顾数据的变化和分布情况，不顾其他方面的指标。所以至少还必须考虑自杀率变化的速度（短时间内连发）和来源（都来自富士康）。这到底是专家的弱智还是媒体的轻信？

其次则是对于富士康“血汗工厂”的问题。报道这样写道，“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作为解释这个结论的证据，记者写道，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我不清楚在这位记者眼中，“血汗工厂”应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略了报道中呈现出的那些员工总是要求加班，员工之间“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的情形？这难道可以成为否决富士康作为“血汗工厂”的条件？我注意到报道无数次地援引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一些关于自杀的论述，但为什么却也放过了涂尔干的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

报道拿无数的打工者涌入，以及工厂的“井井有条”来作为证词，倒让我想起秦晖先生《“血汗工厂”辨析》一文来。他说，有一种对“血汗工厂”的辩护是，“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进而指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这一切跟富士康的情形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在秦晖的考证中，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作为一种事实，是在“六连跳”之后，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此次报道中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这已是一个庞大而无法舒展的机器，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的灵魂。

或许，我们仍无法揭开富士康“八连跳”之后真正的谜底，并为此开出一道可以药到病除的良方，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去有意或无意地做一些有悖于常识与良知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