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6日《新京报》报道，卫生部日前就《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一些医生表示，实际上很少有医生主动向病人索要“红包”，病人大都是自愿的。

“人之常情”升格到一定程度，就会损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会造成必然的违法乱纪。在北京、深圳等地一些医生表示，中国是人情社会，人们习惯了办事给人家一些好处，实际上很少有医生主动向病人索要“红包”，病人大都是自愿的，因此这与违法犯罪是两回事——诚然，如果这些“红包”的数额不大，只是十元几十元的“兆头”意思表示，如此“风俗”仍可理解与接受。问题是，现在病人递给医生的红包，还有十元几十元的“意思表示”么？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千元，几千元，这样的“红包”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医生的腰包里，积累到数以万计、几十万计，还与“违法犯罪是两回事”么？

谁能听到“自愿”送红包病人“内心声音”？面对一些医生的说法，我们实在很应该反思——如果我们不能够听到病人“内心声音”的“自愿”，那么，我们凭什么就说病人送红包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这个社会的人情送礼风俗所“捆绑”？我们送一个“自愿”的“借口”给病人，然后，就心照不宣与淡定自如的收下“红包”，这有悖医德医风，有悖职业道德，有悖公平正义。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用明文规定告诉患者和医生，送“红包”和收“红包”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规范医疗行业从业人员行为是必要的。此话有理——若允许医生收红包，这样的行为不制止与惩治，同理，教师接受家长的礼物、官员收受好处开发商赠与的好处等，都可以成为“常态”，岂不会坏了社会的大风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反过来想想，医生与教师、官员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职责的使然，而断无接受“红包”的理由？

有哪个病人心甘情愿地递上“红包”露出笑容讨好医生，在病痛之上又“自愿”地受割一刀？“内心声音”，只有对美好的渴望，对纯洁的渴望，对高尚的渴望，对道德与法纪的信任、尊重，而绝无与污浊同在的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更绝无损己利益迎合歪风邪气的“荒谬”。

《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制度执行需要强化落实。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受“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即便被查处，也至多是做违纪处理。许多地方出台了规定，一旦发现医生收受红包将予以开除，但业内人士表示，收“红包”较多的基本都是医院业务骨干，医院怎么可能开除这些人呢？所以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执行保障廉洁及规范的存在。若无执行力，再多的“禁令”也是纸上谈兵。有关部门当思如何以“猛药”应对“红包”痼疾，割除这影响社会风气之“毒瘤”。总之，“红包”逆袭之时，我们需要看到强有力的制度执行，需要看到有关部门以惩治效果来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正视行业的良好风气，必须高擎职业的道德与灵魂，必须让高尚的风格和自液守护职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