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当前，不同地区间教育差距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偏低。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孩子的创造力并不比城市和富裕家庭孩子差，如何提供更加公平的上大学的机会，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希望，发挥好他们的聪明才智，是我们要进一步解决好的问题。（10月14日，中央电视台）

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颇受社会关注。就在日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文东茅教授称，西部一个省的统计显示，该省的考生中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文科差4分，理科差39分。“寒门难出贵子，上一般大学的比例上升，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却在下降。”更早一点，2011年清华大学的相关数据显示，农村生源所占比重连续多年下滑。其中，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而当年农村考生的比例曾是62%。这些说法和数据，都在相当程度上佐证了袁部长对“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比例偏低”的担忧。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高校农村生源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上升。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而目前这一数据则已超过五成。这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农村生源自然也会随着城市化的提高而下降。正因如此，我们在关注“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时，不能只关注农村生源，还该考虑工人阶层、失业阶层、城市困难阶层等，只有通盘对比后得出的“贫富差距”，才更能看到问题实质。

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则是，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了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但事实却是，相比其他阶层，干部群体的子女数量肯定不是最多的。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人社部称，我国公务员数量约689万人。此数字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人群体相比，显然相形见绌。那么，缘何较小的群体能够战胜较大群体，更加容易考入中国的顶级大学呢？这着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方面，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方面，寒门子弟承受着不公平。具体表现在，一些农村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器材和图书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寄宿制学校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不足；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教师工作任务较重、生活条件艰苦、培训机会较少，优秀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提供的数字显示，艰苦地区有92.5%的校长反映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流失，其中74.6%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骨干教师。另一方面，不排除部分权贵阶层利用财富、权力为子女升学铺路。早前，浙江台州4名干部子女获得20分高考加分，就曾把高考加分制度推进了舆论的“风暴眼”。若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警惕，则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总之，“寒门难出贵子”的现实背后，隐藏着太多寒门子弟的无奈、悲观与失望，更深刻拷问着中国教育的公平、公正。毕竟，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善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甚至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理当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