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医闹”事件的时有发生，治安管理部门对于“职业医闹”的打击力度逐年加大，医院也陆续出台具体对策和“医闹”抗衡。然而，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不少职业“医闹”依旧活跃在大医院的周边，从谋划策略到人员的选择，再到收费标准的制定，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11月7日《北京青年报》）

风起于青萍之末。医患关系紧张，既有言语姿态的问题，也有排队掏钱的症结，更有公立医疗机构迟迟难以回归公益属性的旧话。这些天，尽管浙江温岭弑医案已沉寂下来，舆论及公众对医患关系的反思仍未止歇：11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已联合另外30名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紧急提案，建议出台医疗纠纷预警机制，对医院暴力零容忍；5日，上海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同日，中山医院也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吸引了大批医护员工。

“不爱红装爱武装”也好，医疗纠纷预警也罢，在遇到“职业医闹”的时候，恐怕都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医闹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有《治安管理处罚法》伺候着，但我们还是要思考的是：面对人均300元一天的“最低行情”，为什么家属在遇事之后，不是选择与院方平和沟通、理性博弈，而偏偏掏钱找“职业医闹”来解决？

这里恐怕有三个原因：一者，有些医院，已经不是医务工作者的“娘家”，在调处医疗纠纷的时候，奉行的是扭曲的“维稳法则”。譬如在温岭事件中，院方甚至试图擅自将死者遗体火化，司马昭之心，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医疗生态之下，“医闹”自然就号准了院方“怕闹”的脉搏。可以说，“院长即官员”的现实，导致医患纠纷不能在专业与民间语境下求解，而沾染上官场潜规则的流弊。二者，相较于“职业医闹”领域的“给多少钱闹多大事”，不少医疗机构在面对医患纠纷的时候，奉行的不也是“闹多大事赔多少钱”的原则？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正是这样的明规则，纵容了“医闹”成为一个诡异的产业。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既有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基本失灵。2010年，当时的卫生部等三部门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费为市民调解医疗纠纷。2009年的《浙江日报》曾报道，温岭市“创新推出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该组织“成立8个月来，已调解纠纷57起，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走出了一条解决医患纠纷的好路子”。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调解委员会”或“调解中心”，会否像学校里用以观摩的“示范课”，仅供政绩使用、而与常态工作关系不大呢？一是究竟有多少地方部门成立过这样的调处机构？二是别说患者及家属，即便是医务工作者，有几人知道当地有这么一个止歇纷争的好机制？

从古时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到今日的“为医一日、血溅七尺”，这中间的断裂与失衡，非一日所致，也非一日可解。医生不是神仙，但也不是敌人。若治病救人的工作得不到尊重与敬畏，这个社会肯定已是“病得不轻”。只是眼下，我们既要理解“医而忧则武”的不靠谱，更要看到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有时候，问题不在于速效的新药，而要回头看看，开过的旧方子，当真“按时吃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