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从“两会”现场陆续“传来”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从内容上看，它们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既有如雾霾这类全国上下关心的问题，也有代表委员所属领域、行业的重点难点，以及代表委员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以提案议案为窗口，不难发现，“两会”参加者的政治活跃度在不断增加。过去，我们的目光常常放在少部分“放炮者”身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代表委员的要求是不能沉默，把意见表达出来，让每一个提案，每一次表决都有理有据。虽然今天，关于鼓励意见表达的提法依然存在，但可以看到，话题的重心正在从表达意见，转移到意见的内容。

提案议案要提什么？从代表委员的组成方式来看，他们最熟悉肯定是自己所在的领域，也能提出更专业、更有建设性的问题。事实上，大部分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提案，都因循着这个原则。然而，它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即一旦提案议案与代表委员的关系太过紧密，一来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性，进而导致立场不够中立，二来所涉问题可能专业色彩太浓，甚至过于偏窄，简单来说，就是跟大多数人离得太远。提案议案的多样性是满足了，却也因此会让问题太过分散，抓不住重点。

“两会”意在共商国是，国家宏观上的问题不少，各大问题之下的子问题也不少。抓大的问题，其实每年都有那么几件，例如税收。单以税收为例，它既高度专业，又因为频频“亮相”而给人某种疲劳，相对于更新更及时的问题，它未必会被放在关注的首位，但对国家来说，把这样的问题放在首位一点也不过分。实际上，放在财税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它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从税制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看，即便制度完善，也丝毫不会削弱它在国家政治议题中的地位。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怎么面对这种不变且专业的重要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是一个门外汉的例子。在去年“两会”上，她提出《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直接对应“税收法定”的重要原则。过去的一年，自学财税知识，并与全国多位相关教授联系，共同研究议案，甚至与人大预算工委专家当面交流。今年，她在议案中更进一步细化了自己的主张，提高了议案的操作性。这一方面说明提案的专业性本身不一定阻碍提案，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其实任何提案都带有一定的专业色彩，但提案所涉问题越是根本和重要，就越应成为常识被推动，而不因“专业壁垒”所局限。

今年另一个典型的跨专业提案来自崔永元。据他表示，其长达数月的国内外调查，以及相关国内情况的证据，都将在提案中体现。尽管国内已经有个人或科学网站，对其纪录片中一些观点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但对于提案来说，观点正确与否可能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提案的意义更多还是让大家发现问题，共同关注问题，并要求相关方面重视问题，给一些关乎公共利益的问题以解答。

昨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坚决向污染宣战”，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环境保护部分，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两个“硬”字：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以雾霾为首的环境治理的坚强决心和清醒态度。

关于环境保护，这些年来，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失之于软：一方面我们时常聆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之类漂亮的环保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又无奈地看到环境日见其脆弱和恶化。这种“口头环保主义”，亟待硬措施、硬办法来破解。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最应该终结的是“不可治理状态”。多年以来，几乎人人都知道环保重要，口头上也是言必称环保，但是动真格者并不多见。地方政府为了财税收入、GDP、招商引资、届内政绩，往往作出牺牲环境的选择，还堂皇谓之“发展的代价”。企业为了利润在排污方面大昧良心，也是常见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专司其职的环保部门面对公众的批评竟也大喊冤枉。事实上，不只是地方环保部门拿一些排污大户没有办法，而且就连环保部督导组下去检查也遭遇过被企业拒绝、驱赶的命运。

治污必先治官。要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最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必须把环境保护的责任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的筐中，通过制定科学严格的考核体系与各级官员的升降挂起钩来，才有可能让地方政府官员、地方环保部门的官员强化环保责任，落实环保措施。

要终结“口头环保主义”，还需要硬监管、硬监督。地方政府是真抓环保还是假抓环保，有必要让全社会进行监督。环境保护也是全民共同的责任，本来就需要吸纳民间智慧、调动民间力量。全社会拧成一股绳，对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那么无论是企业偷排的伎俩、个人不珍视环境的做派，还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失责，都将会遭遇强大社会压力。

凡提公务员涨薪，必会挨骂，已经成为一个舆论规律。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也没逃过这个规律，其“建议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的提案成了网友炮轰的靶子。媒体的标题将这个事件描述得很悲壮，叫“委员建议公务员涨薪挨万人骂”。其实何委员有严格的界定，是建议“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可愤怒的网友才不管这些，只盯着那个刺激自己的字眼，而不顾语境和约束。

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两种人，公务员和务工人员。多数人都是以“务工人员”的心态来看待公务员群体的，这种对抗下，可想而知会是何种愤怒的情绪。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因为公务员被与特权阶层、强势群体、高收入阶层之类的符号划上了等号，自然成为被“务工人员”们仇视的对象——人们想像中公务员都是“工资基本不用”的主儿，怎么还好意思涨工资呢？

应该理性地看待“公务员涨薪”这个话题，而不要陷入“逢公务员必反”的“中国式乱骂”。其一，有必要弄明白公务员真实的收入状况，而不是靠想像和偏见，不要打断公务员的抱怨，而耐心地听他们讲完，毕竟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务员群体在舆论上其实是一个弱者，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很少真正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不要笼统地把公务员当成一个全称判断使用，这个群体存在着巨大的分化，基层和上层、上海和青海、地震局和发改委的公务员之间的差别，比“公务员”和“务工人员”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别说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甚至同一个办公室的区别都很大，三个闲成猪，两个累成狗，收入也因级别有不小差别，不能不加区分地乱骂一通。

不过，有时也难怪公众对这个话题那么容易上火，虽然很多公务员收入很低，加薪有着合理正当的理由，但他们并不是“仇官民意”的受害者，而是旧体制的受害者，这种体制使公务员加薪缺乏充分必要的理据。

首先是缺乏财产公开制度。一些公务员总抱怨自己工资低，但你总得拿证据来证明吧？也就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收入和财产来自证“低收入”，而不是一边捂着财产不公开却一边抱怨收入太低，缺乏说服力。公开了收入情况，确实很低的话，甚至不说加薪，老百姓会主动要求给公务员加薪。当然，公开之下会有区别，低的穷的，要加薪，而高的肥的，必须减薪。

然后要破除公务员的制度性福利，与公众站在一个平等比较的基准线上。老百姓确实知道一些公务员收入不高，但公务员享受着不少特别福利，比如让公众深恶痛绝的养老金双轨制，公务员不用缴保险就可以拿比缴保险的企业人员高很多的养老金，还有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福利。从严治官下，公务员虽然“越来越难当”，但之所以离职的人很少，就是舍不得这些制度性福利。去除各种双轨制，跟老百姓一起靠工资过日子，“比较工资”才有正当性。

考评体系也有必要改革，要让发工资的纳税人体验到来自公务员的尊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说，百姓是衣食父母，当官的要当好孝子。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啃老”的这么多，老百姓不需要“衣食父母”这种精神按摩，不需要这种关系的不平等，官员不能把老百姓当孙子，也不必把自己当儿子。但一定要在制度上体现对纳税人的尊重。曾有人建议，以后公民纳税的时候采用支付宝，等政府做出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我们就确认支付，不然全额退款。那时，政府官员就会追着纳税人的屁股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呗，包为人民服务噢，亲！亲，政绩在这里，请查收，亲。否则的话，官员觉得有权就有钱，干嘛要为人民服务呢？

给公务员涨工资可以，但一定要改革对公务员的考评体系，让纳税人去给公务员打分，让纳税人觉得这钱付得值。

在昨天的开幕大会前，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依然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经由传统的“部长通道”进入会场，依然有上百名中外记者守在这里等候采访部长们。

与前些年相比，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通道上没有了大家熟悉的“拦部姐”。是否接受采访，不再靠记者们的“生拉硬拽”，而是完全依据部长们个人的意愿。

2013年“两会”期间，曾有一位女记者在“部长通道”中成功拦下了10位部长接受采访，被称为“拦部姐”。昨天她也在采访现场。

在部长们入场前，发现没有选派人拦截部长后，许多等候采访的记者都对能否有部长停下来接受采访表示了怀疑态度，甚至有人断言不可能有部长主动停下来接受采访。

很快，记者们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刚过8：30，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听到记者的喊声后，就径直走到了话筒前。随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等也纷纷接受了记者采访。

从“拦部姐”的“生拉硬拽”，到部长主动走到记者面前接受集体采访，虽是“两会”的一个细节，但也折射出了一种可喜的变化。那就是，部长们更加愿意主动接受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愿意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乐于通过媒体把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公众，愿意为民众祛疑解惑。

期待更多的部长在“两会”的平台上，积极主动接受媒体采访，使“两会”成为建设官民互动平台的典范。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

昨天上午，我和其他的代表、委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回顾2013年工作时，第一项是谈改革，讲“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在部署2014年的九大重点工作时，第一项还是谈改革，讲“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提到的具体改革，都是热点问题。

可见，这是一个关于“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开诚布公，直截了当，都是干货。

在各项工作中，有一项改革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并用两个“一律”（“一律向社会公开”和“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来进行强调。根据我之前的判断，估计会推迟一两年，没想到这么快就推出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会议结束后，一些熟识的代表委员开玩笑说，老迟，你这可是30年磨一剑呀，年年呼吁改革，这两天上网读报看电视，你的声音很多呀，下一步有什么高见。

确实，我这30年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改革、呼吁改革。我回答说：“不是我的声音多了，而是改革的分量重了。”

说实话，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而改革研究的难度也随之加大，这就需要更深入、更细致的调查研究。

就以“权力清单”为例，现在改革目标提出来了，未来到底如何运行，政府部门如何转型，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还是一个协调机制？政府层面如何做，社会层面又该如何做？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点问题。

这两天虽然很累，却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同时也在压力之中。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日前在两会上说：让医患双方签不收红包协议书很可笑，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誓过（不收红包）。另外，难道大家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3月5日《新京报》）

用“不收红包协议”来治理“红包腐败”确实有点可笑。但是，卫生计生部门不能把这“笑话”当成耳旁风，公众也不能只当笑话听，而一笑了之。

实质上，早在2012年，原卫生部就已经发布了《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权力廉洁风险防控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医生不收红包。可是，如今又来个“红包协议”，也只是形式主义又穿上了“迷彩服”。

医务人员收红包，相当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医生和律师、教师等都是高社会责任的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监督体系非常敏锐，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会依法惩处。

如果真想从根本上治理顽疾，不是签订看上去很美的一纸协议，而是要有好药方，要动刀下猛药，少些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多些实实在在的铁腕整治。

□左崇年（职员）

全国人大代表、妇联副主席赵东花日前建议，提高虐待罪法定量刑的最高刑期。同时应将奸淫幼女罪改为奸淫儿童罪，将男童性侵害案件囊括在内，从重处罚。（3月5日《新快报》）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针对儿童的“无差别、无歧视保护原则”。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只要是同法定年龄以下的、非其配偶的女性（或男性）发生性关系，即构成法定强奸。而在中国，且不说与未成年女性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结果有着天壤之别，单是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又根据具体情形分为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

尽管嫖宿幼女罪在现实操作中最终过渡为强奸罪的曙光已迎来，但关于强奸罪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奸淫幼女罪着实还有修改必要。正如赵东花代表所言，该罪名仅限于女童，未包括男童，使得奸淫男童的行为只能依猥亵儿童罪进行处罚，量刑偏低。个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壁垒，该去掉了。

2006年中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一次调查显示，男童和女童遭受性骚扰的比例正在上升且非常接近。基于此，不管是从国际惯例还是中国实情来看，将奸淫幼女罪改为奸淫儿童罪，让男童和女性的相关权利受到同等法律保护，都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邓子庆（职员）

在发言时，代表委员应对可能引起的网络反应有所预期，并学会更周全、更有技巧的表达，这样参政议政的成果转化率也会更高。

据新京报报道，提了份建议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提案，“2万多网友跟帖”，最初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很伤心，“我不怪那些网友。他们骂醒了我，让我意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

历年两会,都不仅是代表委员在会场内开会，也是通过媒体和网友“开会”。对何香久来说，今年的“网络两会”出现了沟通障碍，比如他建议的是“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被媒体报道成了“给公务员大幅涨工资”。但他也学到了“新知识”，即了解到网友的真实情绪。

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网友对公务员群体的符号化想象，很是常见。而每次有人提议给公务员加工资，不管加不加“基层”“逐步”这样的限定词，都会收获不少骂声。可能何委员过于专注政务和写作，而没有太多时间上网，这次“被网友骂”虽有误会成分，但对他而言，可说是一笔有益的“学费”，对其他代表委员也不乏启示性。

我们当然不赞成代表委员一味迎合网络情绪，他们理应拿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案，譬如基层公务员的工资要不要涨的确是可以讨论。但讨论这些热门议题时，代表委员至少要对可能引起的网络反应有所预期。只有这样，代表委员在提出提案、议案，或对媒体发表观点时，就会考虑更周全、表达更有技巧，这样讨论才能更深入，参政议政的成果转化率也会更高。

每年两会之所以都有一些雷人雷语，固然一方面存在断章取义的因素，但很多时候是一些代表委员对民情隔膜，尤其是对网络舆情不了解。当看到铺天盖地的跟帖，才幡然醒悟，“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说到底，当今的网络上确实会有些非理性表达，但附着其上的，也可能是真实可感的情绪。如果代表委员能读懂芜杂舆情中的况味，与网友的沟通或许也能更有效率、更少误解，公共讨论也会更有成效和进展。

□西坡（媒体人）

“向污染宣战”的号角，需要环保部门的跟进，否则，环保官员就有可能还会被“的哥”数落。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在两会现场讲了个“花絮”：现在在外面他都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的。一次打车上班，的哥看他“像是个当官的”，硬生生没让刘炳江插一句话，数落他一路，“你看看你们把这个天搞成什么样！”

国家部委的司长，听起来是个高大上的职位，可刘司长却不得不“衣锦夜行”，纵是如此低调，还是免不了挨的哥数落。这也从侧面证明，在污浊的空气下，人人都是受害者，呼吸艰难之下，免不了憋着气。

面对的哥数落，司长或许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辩解或推卸责任，过去一些地方治污不力，一些环保官员总忙着辩解，缺人、缺经费、缺制度……总之，问题是别人的多，委屈是自己的大。结果污染形势没见好转，环保部门形象也被“污染”了。

另一种，就是担起责任，知耻而后勇。既然顶着“环保”的名头，就得务正业、履好责，过去一些环保部门给人的印象是太“软”，背后固然有法律缺位等诸多原因，但每个环保官员是否都穷尽努力，尽好了监管本分？很值得怀疑。一些地方的环保官员，非但没用心治污，反倒跟有些污染企业“合污”。某种程度上，刘司长挨骂，就是替他们的负面形象“埋单”。

不过，矛头所向也是“众望所归”。环保部门理当在接下来的治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刘司长在会场保证，“这5年大家放心，空气会明显变好，司长敢说，就有事实保证。”虽然我们不知道所谓的“事实保证”到底是什么，但会记住这“5年之约”。某种程度上，那位的哥不辨具体对象的数落，就是作为平民，去敦促治污加码。

昨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语调铿锵，令人期待。这宣战的号角，需要全社会尤其是环保部门的跟进，环保官员若不对污染宣战，就有可能还会被“的哥”数落。

□敬一山（媒体人）

过去一年，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有重大进展。政府改革一突破，其他改革一通百通，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就会蓬勃释放。“背水一战”充分体现了本届政府在推进改革方面的紧迫感。

2014年的两会，是新一届政府施政一年后的首次报告。与人们预期相同的是，本届政府高举改革的旗帜，围绕改革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超出人们预期的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把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文提及改革77次。

去年新一届政府履职时，就发出强有力的改革声音。一年来，从“约法三章”到“壮士断腕”，改革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有重大进展。过去很长时间改革之所以难以实质性突破，主要卡在政府自身改革难以突破上。李克强总理承诺五年内要削减中央政府170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的1/3，2013年就取消和下放了416项，五年的承诺在一年中完成一多半。这个速度确实超出了社会期望。除此之外，还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政府改革一突破，其他改革一通百通，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就会蓬勃释放。去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这表明过去沉睡的巨额社会资本开始苏醒，并且开始逐步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动力。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一年工作时，把“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摆在首位，是符合实际的。

从现实经济生活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到关键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的基本判断是“两期一口”，即“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在这个关键时期，发展的动力何在？活力何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在改革中释放最大红利，这实际上是一年来施政思路的继续。

2014年的改革部署，虚话少，实话多，更为紧迫，更为具体，量化目标更为清晰。

一方面，更加强调改革的艰巨性，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背水一战”充分体现了本届政府在推进改革方面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更加强调改革的具体部署。仍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明确提出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再例如，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等。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非常具体，改革范围、改革程度、改革进展都有明确规定。明确这些具体改革，意味着明年两会时政府要交出答卷，这无疑形成了强大的改革倒逼机制。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新一届政府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准确把握了各方对改革的需求，明确了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一年来的工作也凸显了改革的色彩。以改革统领政府全面工作，方能闯出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东莞市长袁宝成，在面对记者“扫黄”和“经济转型”的追问时，连用三句“嘿嘿”回应，之后大步流星地“逃离”媒体的“包围圈”（3月4日人民网）。

前些时日央视的“揭黄”报道，让东莞这座城市成为舆论焦点。作为东莞市长，治下的城市黄流泛滥，算得上是并不光彩的政绩污点，面对媒体表现出尴尬，也许可以理解。但“嘿嘿”回应，只顾着自己逃避尴尬，却不知，如此逃避，只会让东莞这座城市更尴尬。

作为一市之长，也是一座城市的代言人。“黄流”泛滥，给东莞这座城市抹黑了，负有治理之责的东莞市长，理应为治理不力表达歉意，更应该主动为东莞正名。与其花代价去拍正名的形象片，倒不如市长坦然面对镜头和麦克风，谈谈东莞的转型之路；与其大声疾呼不要把东莞妖魔化为“性都”，倒不如坦诚地反思治理缺陷，励精图治。市长以“嘿嘿”为自己逃避了尴尬，让东莞这座城市何去何从？多一些坦荡从容，少一些讳莫如深，东莞的尴尬形象，才能够得以根本扭转。

扫黄风暴还在持续，东莞的“黄毒”或将涤清。但应该看到的是，各种流言的涌动，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东莞的发展和城市形象的塑立。对于传言和误解，东莞市长可不能只剩下“嘿嘿”。“卖萌”解决不了问题，逃避也不是办法。三句“嘿嘿”看起来是突了围，其实是放弃了解围的机会，可惜。

（重庆 时言平）

每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总是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其主题紧贴社会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秘书处提案组公布的信息，由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被列为2014年政协一号提案。

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首次聚焦科技领域，而没有选择此前媒体预测的“新型城镇化”、“治理雾霾”、“互联网金融”等热点问题，以至于不少人用“爆冷”来形容。难道“001号”提案并没有特殊意义，仅是代表提案提交的时间最早吗？很明显，这种单从时间上考证一号提案的作法有失偏颇，更需要把着眼点放在提案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上。而这正契合今年政协工作报告中关于“着力提升议政建言质量”的要求——把研究重点放在那些同全局紧密联系同时又力所能及的关键性问题上。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聚焦科技领域，表面上看似冷门，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指向实属热门，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目标高度吻合，虽是立足解决科技领域问题，但方法和指向却不限于该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

从历年的关注度和提案对政策的影响来看，政协一号提案不是浪得虚名，其影响力和“001号”提案编号绝对相符。回顾梳理最近10年的政协一号提案，管中窥豹，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重心，而且可以明晰国家的发展脉络。2005年关注“三农”问题、2006年关注两税合并、2007年关注保障房建设、2008年关注资本市场、2009年关注就业问题、2010年关注低碳经济、2011年关注城乡社保一体化、2012年关注实体经济、2013年关注绿色农业、2014年关注市场配置科技资源，每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毫无例外都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普遍希冀解决的重大问题。公众的未来期许、社会的关注重点、国家的工作重心、时代的发展变迁，正是借助一个又一个的提案议案悄然呈现，尤其是以一号提案为代表的具有十足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的“两会”提案议案。

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工作重心毫无疑问就是改革。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体现的正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代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主题。事实上，不只是政协一号提案，今年的大部分提案议案都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比如有关注房产税改革的、关注高考制度改革的、关注医疗体制改革的、关注治霾机制改革的、关注司法体制改革的，等等。这一改革主题在政协工作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人民政协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议政建言，积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部署今年政协工作时，再次把“紧紧围绕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和贯彻实施献计出力”列为重点之一，要求人民政协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深入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政协一号提案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国家的中心工作，洞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要关注其他政协提案和人大议案，以及代表委员的诤言与良策。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人民群众的所期所盼，全盘把握国家的施政所向。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已经起势，当此之时，尤其需要人大和政协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履好职、尽好责，借助“两会”提案议案推动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动力支持。

崔永元差不多成了全国政协会议开到现在“最出风头”的委员。他就转基因问题与农业部“死磕”，称自己花100多万元、费时半年做调查，编材料，支持自己呼吁反对滥种转基因作物的提案。作为前央视著名主持人，他很善于“自我炒作”，把媒体目光抓得牢牢的。

崔永元一贯这样，三年前他曾在政协会上放炮，援引美国移动通信出奇便宜的例子，抨击中国电信巨头搞价格垄断，结果他的举例出了问题，把美国话费的标准搞错了。当时他被迫道歉，但语气上仍不服输。

这一次他在转基因问题上“卷土重来”，放出的话很重，颇具“挑衅性”，宣称农业部如果不回应他就是“他们丢人”。

我们倒是觉得，全国政协有小崔这么一个“爱挑事”的委员，倒也不错。小崔今年选的话题很受全国公众关注，他的质疑反映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担心。他对媒体说的话的确刺激了点，但他做的这件事应当算是政协委员的“正事”。

小崔调查转基因在中国的播种情况以及美国的做法，他这样做事的方式应当说是认真的。他有可能出错，但他在这件事上的积极性，恰是民众所希望在政协委员身上看到的。

小崔公开“单挑”农业部，说话有点“狂”，这种具体委员抨击政府部门的情况已非政协会议上的首例。以小崔那样的口气说话究竟好不好，现在还很难下结论。这大概需要委员们同政府部门进行磨合，也需要舆论场的逐渐成熟，反过来对委员们的说话方式产生影响。就现阶段来说，小崔没让公众感觉“非常不适”，官方也包容了他。

政协是中国多党合作的关键性机制，也是互联网时代把社会意见同政坛紧密联系起来的枢纽。小崔今年的表现更出众了，同他自己相比也扎实多了，他在政协会议同公众之间扮演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因子。

在现阶段，我们或许应当对小崔委员的表现给予鼓励，至少应多给他这样的委员一些包容。当然我们想提醒，那些故意雷人的语言并不受欢迎，公众越来越能分得清哪些“冲话”是作秀，哪些就是为了推动提案。

其实政协委员也会越来越不好当，委员们监督政府，但他们的监督方式也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小崔这次被赞了，并不意味着他以后就会有掌声一路相随。▲(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代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报告中提出，政治协商这一民主平台，应该“真诚相待、肝胆相照，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倾向”。俞正声同时提出，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

民主，是我们国家社会各项事业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度和最大凝聚力所在，“民主”一词成为高频词汇，在今年的政协报告中被提及32次，大幅度高于过去报告中被提及的平均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如果说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为实现民主搭好了平台，那么两会代表、委员如何履职，如何实践，是“民主”这台史诗剧能否唱好的关键。

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一直在为民主氛围和它促成实现的民主实体而努力。要真正做到“敢言”和“尖锐批评”，宽松的舆论空间是保证，“真诚相待、肝胆相照”的情怀是支点。如果囿于利益割据、工于权谋格局，以“打棍子”压制建言空间，以“扣帽子”规定观点立场，以“抓辫子”约束意见方向，议政建言禁区重重，那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将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

但“敢言”绝不代表“胡言”。思想有根基，言论才有力量。尖锐不只是一种姿态，也不光是分寸问题、技巧问题。两会这一言论场，规模大、热点多、集中度高，议政建言的质量可以说是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在网络媒体的技术支持下，广大群众议政建言的热情不断高涨，“意见领袖”层出不穷，言论生态也愈加复杂，浮躁情绪、极端倾向“应运”滋生。各种网络言论，有正确的表达，也有负面情绪的发泄，这都很正常。重要的是，代表、委员承载着人民群众的重托，应当切实履行好行使民主权力参政议政的神圣使命。

从往届的记录来看，有些代表、委员凡事必点赞，以为这就是和谐与民主；有些代表、委员缺乏问题意识，不做调查研究，拿不出有分量的提案议案观点，要么在会议期间打瞌睡、玩手机，要么仓促摘选网络观点，人云亦云，或以偏激、极端的言辞搏出位，偶尔甚至能获得不少不明就里的拥趸。凡此种种，均是真正民主的大忌。

日前，崔永元针对媒体所呼吁的代表、委员应直言敢谏、切实履职，说了一句看似调侃、也有真意的话：“我敢说，你敢报（道）吗？”此言引人思考。两会鼓励“尖锐批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议政贴合具体国情，建言导向问题解决，特别是以真实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都会得到从国家、政府到社会、民间的“点赞”“好评”。民主不是空谈而是实干。“两会”代表、委员要想发出“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必须要在“诗外”下大功夫。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任务艰巨而繁重，“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料的好”，数字最有说服力。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7%。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粮食产量超过1.2万亿斤，实现“十连增”。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样的成绩单，备受多方好评。

新的一年，又有什么样的愿景？今年GDP目标增长7.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今年新开工保障房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数字也许不够有温度，但数字一旦变为具象，便是可感知的民生，可享受到的实惠，可改善命运的机会，比如改善住房，找到工作，到政府部门办事不那么难。

听政府工作报告，总有一些字句让人温暖。温暖来自政府工作报告所体现的情怀与责任：“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关爱和温暖。”总有一些字句让人共鸣，共鸣是因为认同，“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也总有一些字句让人让人振奋，振奋源于期待，“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愿景写在报告中，也写在公众心中。如何将愿景变为现实？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动力。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已成各界共识。改革，要动真的，碰硬的，来实的。这一点，政府工作报告所描述的内容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到，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这样的改革力度，令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

再比如，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这样的改革路径，提振人们的精气神。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过去一年，国务院召开40次常务会议、讨论百余个议题，涉及经济、政治、民生等领域。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让人看到，政府把改善民生当成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住房到舌尖上的安全，从扶贫到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所有这一切都是民众所关注的，也是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及和行动的。

“人民赋予重托，奋斗创造未来。”这是政府的自我期许，也是庄严承诺。政府工作报告摆在了代表委员面前，也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又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是接下来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