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一块地7年没批完的遭遇，之所以引围观，就是源于公众对其指涉的“审批沉疴”，有切身体感，也堆积了不少怨愤情绪。

昨日上午，成龙在政协小组讨论时说，“我给别人的印象感觉我在中国内地很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办法。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推来推去，快8年了，都没办完手续，我准备放弃了，不要这块地了”。

长久以来，办事难广受诟病。但因为是在“两会”场合从著名影星成龙的口中说出，因此又有一丝特别的滋味。连成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都要经历“七年之难”，可以想象，普通老百姓平常办事又需承担多少困难。

成龙很坦诚，声称自己不想给人留下有特权的印象，因此“不走后门”。但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需要经历各种手续，各种公章的“认可”。最后只得感叹“没有办法”、“准备放弃了”。这也道出了多少办事难的无奈。

实际上，办事难的原因无外乎有如下几点：其一，部门职能重叠。一些政府机构虽然表面看“面孔”不同，但细细看来其公共服务却有重叠之处，导致老百姓办事需要几头跑；其二，职能部门爱好“踢皮球”；其三，把机构利益看得过重，舍不得放权。办事过程中，原本可以省去的一些程序和环节，愣是拽得紧紧的，非要用一个公章、一个签字、一个手续来加以“钦点”。

而成龙一块地“7年未批完”，不过是个典型案例。它折射的，无疑也是审批冗杂、流水线长的深层痼疾。而这其中，究竟有无故意作梗的现象，有无审批腐败，都需要追问。某种程度上，成龙遭遇围观，就是源于公众对其有切身体感，所以产生共鸣。

而治理之方，说来说去，还在于加快简政放权工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也破除各部门间存在的利益藩篱。只有程序简化了，审批腐败机会被剥离了，审批马拉松才能被终结，而成龙的“七年之难”，才不会成一个晦暗标记，标注在行政工作的肌体上。

□李松林（学生）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要让处长们把手中的权力拿出来晒一晒，让办事人对经办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一评，必然切断处长们将权力变现的暗道。

两会代表热议行政审批改革，“处长经济”“科长经济”成热点话题。有代表说，一个处长、科长就导致一个项目拖了很长时间，或者拖黄了的事，太多了。代表中一位厅级干部说：“我有时也会为一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的处长们吃饭，送点土特产搞好关系，很无奈。”

能逆转下级请上级这样的“官场潜规则”，看来“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确实能量不小。按照行政职级来看，科长、处长职务不算高，但很多时候谁都不敢拿他们不当干部。一方面，部门决策权虽不在处长手中，但作为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的执行权不容忽视，快办还是慢办，全办还是部分办，都得看他们怎么办。另一方面，作为上传下达的关键一环，他们往往承担着文件起草、审核材料等基础工作。向上，他们的意见分量不轻；向下，又直接面对办事人。卡住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求”的关键位置，自然有摆架子、逞官威的资格。有了这两方面“特长”，“处长经济”就有了基础。曾有人称，某些部委成了“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也正因为此，处长往往成为“跑部钱进”的重点关照对象。

名义上权力不大，手中却掌握了实权，发生厅官要请处长吃饭的事情不难理解，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而在处长面前竞折腰的绝不止厅官，有企业界人士就感叹：“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当然，要搞死人的处长不多，但堪称搞钱能手的处长却不少，以至于与“处长经济”联系密切的“处长贪腐”，俨然成为了小官大贪的典范。曾任河南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审计处处长的冯哲落马时，被查出受贿200多万元、800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受贿案，检方指控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400多万元……这些数字提醒我们，反腐打“老虎”固然重要，但更多腐败还是发生在“苍蝇”身上，很多“老虎”也是从“苍蝇”进化而来。论职级，科长、处长确实是“苍蝇”，但掌握了关键权力，处在了关键位置，也可能出现“苍蝇猛于虎”的现象。

其实，“处长经济”并非处长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根源还是手中把持的权力用于寻租变现，从而形成超越职级的“怪胎”。而要打破“处长经济”，遏制小官大贪，也该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行政审批改革推进以来，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还将加码。通过改革，能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备案能行的就不必报批，集中在部委、省厅的审批权少了很多。改革的前进方向，正是要铲掉“处长经济”的生长土壤。

然而，还有很多不能下放的审批权力，还有一些工作必须由处长执行，怎么办？权力并非等于腐败，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能滋生腐败。行政审批改革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要让处长们把手中的权力拿出来晒一晒，让办事人对经办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一评，必然切断处长们将权力变现的暗道。

今年两会上，无论政府和“两高”的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议政建言，“依法”都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这体现了一种法治共识，也强化一项治理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领导干部来说，如何衡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了看能不能依法办事，还要看愿不愿依法办事、敢不敢依法办事。

换句话说，一事当前，是先想到法治方式，还是法外手段？处理矛盾，是只想着息事宁人，还是捍卫法律尊严？面对压力，是只顾四处讨好，还是坚守法律底线？调整利益，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是坚持一碗水端平？

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底线要求，但换个角度，则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在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担当”的语境中，依法办事应该成为最醒目的度量衡。

现在有种现象，一些地方遭遇负面新闻，不问青红皂白，就火速免职干部，以此平息舆论；不管是非曲直，只希望花钱买太平，赶紧捂盖子灭火；不顾合法与否，在“强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观偏袒一方。这种做法看似高效，却忽视了“法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导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下降。那种“信访不信法”的思维，那种“有律法没办法”的尴尬，那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惫，莫不与此有关。不信法律，谈何法治？

实践中，经常会有类似的辩解：“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在有些人看来，法律程序繁琐、限制太多，许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还不如土办法管用。因此，即便是“依法办事”，也不过是做一套法律的面子，操作中还是人治的里子。尤其是推进改革，许多人还停留在“闯红灯”的惯性思维中。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守法，有认识能力的问题，更有思想态度的问题。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最近一个流行词，也可以用来分析上述问题。许多时候，不依法办事的背后，是一种精巧的利益考量。行使依法不该行使的权力，往往是为了谋求不当利益；逃避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常常是为了降低自身风险。然而，合意依法、不合意违法，倘若都是机会主义，何来法律信仰？宁愿不干事，唯求不出事，倘若都搞明哲保身，何来铁面执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倘若都不敢坚持原则，何来法律权威？

当然，强调依法办事的担当，也要有依法平安的保障。一方面要树立导向：比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要明确后果：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惩戒，给敢担当敢负责的撑腰，才能打消“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的顾虑，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更多干部身上生长。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担当。“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更多人在领导干部依法履职中坚定法律信仰，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普遍选择，法治中国才有希望。

——深化改革看两会④

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规律，让科学的事情科学办；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简政放权，让科研力量得以轻装上阵，去搏击技术变革的风浪。

“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技术创新每天都在带来改变与惊喜。看着微信入眠，点击打车软件出行，打开手机看投资收益……正是感受着新一轮创新浪潮的澎湃气息，九三学社的提案聚焦科技创新才更显及时，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等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才更有共识。问题是，创新潮流浩荡而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解读两会关于创新领域的讨论，这种印象分外强烈。神十飞天、嫦娥登月、蛟龙探海，高精尖的创新杰作，表明孕育了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完全有聪明才智打造一个现代的创新型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不少尴尬与困境。尽管我国科研经费年投入突破万亿元、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但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两张皮”问题和孤岛现象依然突出。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研而不用，其实拷问的是：创新潜力如何释放？创新活力怎样迸发？其中的症结又在哪里？

这段时间，不少代表委员都在追问：科研人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1/3跑项目，1/3开会，只剩下1/3时间在搞科研”，这样量化而又富有现实感的答案，引起了强烈共鸣。

一个“跑”字，诉说着一些地方和领域中科研经费“谁跑谁得，有关系多得”的潜规则，项目申报“一盘菜端几家，一个姑娘嫁多家”的乱象，评价机制“外行评内行”的悖谬，资源使用“有人跑钱苦，有人花钱愁”的怪现状。也正是这一个“跑”字，一头连着实验室的试管，一头连着办公桌上的公章，于无奈之中，折射出行政主导干预、资源分配不公、学术权力化等顽疾。

“时间去哪儿了”，问出了科技、市场、政府之间的纠结与冲撞。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卢柯等人指出的，管理部门既有管得太细、导演“拉郎配”的越位问题，也有对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重视不够的缺位问题，还有急于求成、追求显绩的思想问题。爱因斯坦说过，搞科学研究，不能老在一个木板很薄的地方打很多洞，但就是不敢去碰那木板比较厚的地方。观念上的功利病、管理上的官本位、机制上的僵化症，何尝不是创新之路上急需清除的绊脚石？又何尝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从这样的现实语境来反思，九三学社的提案看似“爆冷”，其实关涉深化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从建立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机制，到推进技术市场建设；从实现政府科研资金透明化，到国企考核与技术创新挂钩，透视代表委员们的建言献策，尽管各展所学、各有怀抱，但无不源于“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的忧患、出于“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的思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今天我们推进创新驱动，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规律，让科学的事情科学办；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简政放权，让科研力量得以轻装上阵，去搏击技术变革的风浪。

“站在台风口，一头猪都能飞起来”，一位企业家的创业感悟，道出了企业发展“谋势”与“做事”的辩证法。对处于转型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来说，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九万里风鹏正举，只有在改革中开掘创新活力的台风口，让“处处是创造之事、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那么顺势而为的创新力量，不仅能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更能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新高度。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调侃代表委员的顺口溜，比如“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等。事实上，我所见到的两会上的委员，可远不止“拍拍手”这么简单。大家不仅争相商讨，热火朝天，而且热到一定程度时，会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极端情况下的擦枪走火，我也曾亲眼目睹。前两天上午的小组讨论，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王康委员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说，多数委员看懂政府工作报告没问题，看懂另外两个报告的人很少。而且，这两个报告的详细参考资料一个组40多人只有两份，根本没时间细看。能不能由政协出面，邀请财政部和发改委相关同志，发一个比较短的能看明白的东西？用书面或者讲座的形式，让委员们看个明白。

俞金尧委员指出，现在社会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民众发表意见建议的渠道越来越多，信息来源非常广泛，政协的很多优势也相对没有以前那样明显，比如有些时候，一些委员提案的影响还要借助于舆论监督。

栗甲委员这一届从人大代表转任为政协委员。他说，政协是个说话的地方，是个平台。政协委员要把自己的话语权用好。鲁迅说中国不缺说真话的人，但缺少说真话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平台，就是环境，所以一定要有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他认为政协不仅是“说话的地方”，更应该是对话的地方。如果我们说话没有对象，都是自己在这唠家常，你对着说我对着说，开始时情绪很高，说着说着没劲了。

君子和而不同。无论是赞扬还是争论、批评，都出于对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期待。希望这些理性的碰撞与交流，能够让我们的思考更为深入，探索更为有力。

关注“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九

地方政府是否真的能够摆脱路径依赖、戒掉乱干预的坏习惯，有赖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同步出台。

“政府如果让你养猪，你养鸡就对了。”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岳福洪痛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他回忆自己在当北京怀柔县委书记时，一个生产大队长介绍生产经验，就一句话：“不听话！政府让我往东我就往西，政府让我往南我就往北。”

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尴尬，大致可以这么描绘：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十分自信，时不时地对当地经济指手画脚，自我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市场完全不给地方政府颜面，过度干预经济，市场自然会扇他们的耳光，产能过剩就是地方政府“瞎干预”最直接的副产品。所谓“政府让我往东我就往西，政府让我往南我就往北”，说明不少市场主体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地方政府的瞎指挥，以此作为“反向指标”来指导自己的经营决策。

一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市场管理太多，其出发点是“市场失灵”，认为市场难以实现自发的经济均衡。而现在，这些地方政府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做出错误的决策，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则和“市场失灵”类似，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重视研究的“政府失灵”。正如岳福洪所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几乎是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那肯定会出问题。”

尽管，对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理论界确实也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识。但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管理过度的现实而言，回归市场、减少干预理应成为各界的共识。而实际上，新一届政府履政一年来，简政放权、减少干预也是指导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央政府十分明晰眼下的现实：很多本应属于市场解决的事情而政府插手了。实际上，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所以，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来看，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不过，在思想认识层面形成一致并不难，关键是地方政府是否真的能够摆脱路径依赖、戒掉乱干预的坏习惯，则有赖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同步出台。

比如，政绩考核体系不改，地方官员自然还是会为了达到预期政绩，难以避免“霸王硬上弓”的干预市场，继续发展“铁公基”等比较容易出政绩，但却已经产能过剩的领域。再比如，国企过多地涉足竞争性领域，就难免会不按市场规则出牌，还是为了政绩追求“短期效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显然，创新驱动依赖市场效率的发挥，如果继续由政府部门规划市场，随之带来的是由他们主导创新，那么，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很难由创新来驱动。故而，在曾经的基层官员，自嘲某些地方政府成为“反向指标”的时刻，进一步从制度配套上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今年两会，公务员工资涨跌成了代表委员争议的热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说：“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3月9日，新华网）

近几年，全国各地施行“阳光工资”改革，但地方公务员的例行加薪并没有因此停止。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反“四风”大幕拉开，公务员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大幅减少，这才引来部分公务员“叫苦不迭”。事实上，当前各行各业薪资都在上调，不给公务员加薪好象也说不过去，然而，因何同情声甚少，“吐槽”颇多？

由此看来，公众逆返心理不容忽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体系中，按农民、工人、干部来划分人员身份，而公务员就属于国家干部，管人，管事，自然高人一等。公务员是权力和尊严的象征。然而，当前官民互信虽然没有完全对立，但却非常薄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鱼水之情早已荡然无存，基本的真挚与信任也让官员的腐败、无能日削月割得支离破碎。在这种前提下涨薪，遭遇“吐槽”也就不足为怪。

毋庸讳言，“基层公务员非常辛苦，他们处在第一线，同时由于职级层次决定其收入也比较低；部分公务员存在灰色收入，但这也不能把该现象与整个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队伍收入低混谈。”笔者对此观点赞同，笔者姐姐就是在最基层的乡镇的普通公务员，其收入低得可怜，且工作辛苦繁杂，时常没有休息日。但是，这并不代表笔者支持公务员涨薪。实际上，公务员工作的技术含量很低，办事效率虽与体制、制度有关，但与公务员的工作又何其轻松。

不过，话说回来，涨薪也是势在必然。如何让公务员工资更阳光，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要给公务员涨薪，反腐力度还要加大。习李新政以来，反腐工作引来阵阵喝彩。当前，各个单位公务员补贴中的“暗补”现象虽有所收敛，但绝对没有完全禁绝。一些热门有权的行业，例如税务、财政、建设、规划、政法、交通等，都应该公开其人员的收入构成，哪怕补贴一杯水，都要放在阳光下晒一晒。相信，经得起暴晒的收入，如果确实很低，民众也不会忍心让公仆们白白受苦受累。

另外，公务员涨薪也应该全国一盘棋。虽然，各地收入、支出水平不一，但老、少、边、穷地区，曾经出现只涨工资单子，不增加实际收入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公务员收入看似增加了，但每年都强制他们捐出不等的工资。换算下来，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如何保证工作的积极性？在那种语境下，恐怕想不腐败，都难。因此，从国家层面研究，可否以高于各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原则，给公务员工资订下严格标准，并直接从国家财政进行支出，减少发放层级，将公务员涨薪的好事做好呢？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八项规定的颁布是烟草行业的“正能量”，市场目前运行平稳，高档香烟价格出现下滑。此外，他个人认为目前烟草税上调的可能性不大。（3月10日《北京青年报》）

几天前，全国人大代表张大勇将吸烟与雾霾做对比，用数字得出“呼吸一年雾霾仅相当于吸50支烟”的结论，呼吁政府上调烟草税率。凌成兴局长随后对媒体的“目前烟草税上调可能性不大”的表态，不知是不是在给张代表泼冷水。

凌成兴又说，中国的“控烟效果卓著”，并引用了卫计委李斌的话对“控烟任重道远”表达了赞同。笔者觉得，凌局长如果是拍着张大勇代表的肩膀说的这番话，或许更富戏剧性。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世卫组织对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控烟履约调查显示，中国履约得分位列第13名，即“倒数第二”，这样的控烟效果是否就是凌局长所说的“卓著”？要说控烟任重道远，这倒是实话。我国的烟民数量已达3.5亿之多，占世界烟民总数的35%。而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2011年，卷烟生产量为24245亿支。一消费以生产，真如干柴与烈火。

我国的控烟举措一是对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二是“全媒体”禁止烟草广告；三是不断扩大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比如，北京的目标是实现“带顶儿的地方都不能抽烟”。而且，去年中办和国办印发了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通知，以起到带头和示范效应。

不过，控烟最有力的手段，还是提高烟草税率和零售价格，形成“税价联动”机制。国外研究发现，价格每提高10%，低收入国家的卷烟消费将减少8%。与国际平均烟草税率为65%相比，我国40%的税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远不像凌成兴说的“已经够高了”。

可是，要实现烟草税价联动上调谈何容易。在我国，烟草行业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即使提高了烟草税率，烟草行业日赚斗金，完全可以宁愿少赚点而不提高零售价格，让税价不能形成联动。而形成税价联动，卷烟消费下降了，直接带来的就是税收减少，以及作为国有企业的烟草公司的经营压力。作为占全国税收近10%的烟草行业，甚至是某些省市的支柱产业，控烟无异于痛下杀手。

一边是民众的健康，一边是税收和国企烟草，一支小小的香烟夹在中间却重若千均。孰轻孰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曾说，“虽然烟草产业在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是其付出的社会成本很大，‘净效益’已为负值”。或许，把民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痛下决心割舍利益，才能让烟草税上调不再“可能性不大”，让控烟不再任重道远。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3月10日《四川日报》）

如何画好一个圆，须围绕一个中心，按照一个尺度，遵循一个方向。转变作风就是这个中心，“三严”就是这个尺度，“三实”就是这个方向。

深读“三严”，领悟“三实”，要求领导干部学会以此“定规画圆”。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无视党规法纪，忽略制度藩篱，让“蛮干”等于“白干”，也不能墨守陈规、瞻前顾后、踟蹰不前，在框框架架下“缩手缩脚”。而是即抓“尺度”又抓“方向”，为谋事、创业、做人画上一个又一个圆。简而言之，领导干部应该学会遵守制度，把握规则，致力发展。

修身为何要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把修身看作是对一个有德之人的人生价值的最高、最完美的概括。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至高境界，自然非常人所能及，但在每个领导干部的事业范围内，应当把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因此，“修身”是这把尺度中的“毫米”，是做人的基本追求。

用权为何要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写道：“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用权最能体现公平，用权也最能发现不公。一旦权力的天平倾斜，领导干部必定会在群众心中失分。转作风、正风气不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对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律己为何要严？且不要认为，“律己”与“修身”差不多，其实不然。“己”的对立面是“他”，“律己”就是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率先垂范。1946 年，贺龙路过一个部队种的西瓜地时，他和随行人员都爽快地吃了战士们送上的西瓜。但临走时，他坚持要按市价付钱，战士们不肯收。贺龙说：“官兵平等，官长不侵占士兵们的利益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们要是不收钱，就是叫我犯错误。”“律己”是别人对待你的“砝码”，这个“砝码”不是“搞特殊”，而是从语言、行动、个性、品德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

有了严明的尺度就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找准方向画好“实线”而非人浮于事描“虚线”。谋事要实，要结合客观实际制作规划，如“画圆”之前应胸有成竹，找准依据、科学推进、统筹实施；创业要实，要抓住机遇、真抓实干、乘势而上，如“画圆”之时应专心致志，在问题面前敢于担当、在矛盾之间善于思考、在陈规之上勇于创造；做人要实，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如“画圆”收笔应前后一致，须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才能不断取得作风建设的新成效。

在3月9日晚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网络访谈中，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一爆料：由于快递业务的便捷，眼下，高校学生把积攒的脏衣服寄洗，再通过快递寄回来，成了邮政的一种新业务。（3月10日，央视网）

说起快递，大家想到的就是那些满大街小巷穿来冲去的快递三轮车，以及单位或者小区门卫处堆积如山的包裹。笔者常听保安大哥郁闷，这么多的包裹，光通知到每一户就是繁重的工作。送包裹的快递员也很辛苦，东西一放，就走了。投身快递业，真不容易啊。

快递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还有很多人的习惯。逛街族加入了网购的行列，培养了新的购物方式，让人们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动动鼠标就可以采购物品。大到家装家具，小到针头线脑都会有人送上门来。但是，网络的方便和快递的便捷，对年青网民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

眼下，有些高校学生把积攒的脏衣服通过邮政快递寄回家去洗，洗完了再快递寄回来，这成了邮政的一种新业务。且不说这来回邮寄会不会浪费金钱，更不说这包裹量形成的“新业务”。就说说这天之骄子们，在大学生活期间，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备，如何希望他们能用更多的努力去换取更多的知识？

现在的年青人，长期窝居的生活已使他们的户外活动量锐减，买东西不用上街，他们的交际圈、生活圈越变越窄。不运动造成的肥胖越来越显著，长期食用速食快餐，造成的营养不良，使身体素质越来越不如以前。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当然，年轻人身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明快递不好，恰恰相反，它太好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建议国家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好的政策加以规范，防止利用网络和快递进行违法犯罪，更要引导好广大网民合理这种便利和迅捷。别人无法帮忙完成你人生的每一项议程，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年轻人亲力亲为的。

“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联组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3月9日《成都商报》）

如果农村孩子不上大学，怎能体现教育公平？人人生而平等，所有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知识改变命运”，即使对农村孩子来说，改变命运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但也不能否认山村里可以走出精英。

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中西部差距大，城乡差距大，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缺乏，这本身就是对农村孩子的不公。在这种语境下，再不鼓励他们走出农村，体验大学，怎能不让他们寒心？生在农村没有错，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还不能选择自己的未来吗？

上大学不失为农村学子改变命运的好方法。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率呈下降的趋势，“寒门再难出贵子”。其最主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农村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较少，自然而然考不赢城里的孩子，他们“跃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却越积越多。

笔者认为，我们不该限制农村学子的选择自由。反之，更应该鼓励他们上大学，鼓励他们学习知识技术，将来回报家乡，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条件。习近平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吸引农村学子回乡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势在必行。

习总书记说，“中国将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克强总理说，“促进教育公平就是要解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这也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发展更加平衡。”由此可见，领导人都在设法让公平的教育惠及更多人，而我们的委员怎能说出不鼓励农村学子上大学的话呢。

然而，王委员确实从另一个侧面刺痛了社会现实。城里娃有关系有背景，在工作中很容易就能上位。而农村孩子得一步步靠双手拼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的渠道。在较大程度上，教育维系着社会公平。

因此，我们应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衡的现状，以及不同院校资源不均的短板，让每个孩子、每所学校都能平等竞争。只有这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才能缓解。自古英雄不问出处。只有让寒门子弟的读书通道更通畅了，才谈得上让平等的发展机会惠及人人。

昨日，网曝“四川省绵竹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被暴打”，网友称“接诊医生开了头部CT，报告未见颅内出血，就被患者家属暴力殴打，说乱开检查”；有网友曝打人者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和侄儿”。（3月10日 《新京报》）

两会期间，关于防止“伤医”的讨论此起彼伏。而就在这一话题充分发酵，且有利好消息被释放之时，四川绵阳又出现了一起殴打医生的事件。敏感时期出现敏感事件，这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

事情的起因或许源自于患者家属的“无知”。打人者认为病人的病灶在胃部，但医生却做起了脑部CT。年轻人立马对过度医疗的江湖传闻“对号入座”，抡起了老拳。

然而，患者是80多岁的老人，有高血压病史，且伴有头晕呕吐症状。此时，医生肯定要排除脑血管疾病。检查之后发现没问题，家属理应感觉到庆幸，又何来“过度医疗”之嫌？看来，一些医疗常识的缺乏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打医事件的诱因之一。

且按下当事人医疗常识的“无知”不说，其法律意识上的“无知”又让人情何以堪？该当事人家属是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也被“标题党”们充分爆了料。其实，就事件的独立性质来说，“打了人”与“副局长”又有何直接关系呢？但是，作为公安系统人员及其家属，他们自身就不该不懂法，不清楚治安条例的条条框框！

通观近年来的伤医事件，我们发现有股戾气在作怪。不论在网络舆论场上，还是在民间的街头巷尾中，对于医生群体的不满态度，往往占据了大多数言论阵地。但是，在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情况下，患者以及家属却又不得送上自己的“热脸”。对于医患纠纷，看客们又总喜欢用戏谑揶揄的腔调来“支援弱势的一方”。这更是种“无知”。

围观者的口水之快已然把医生放在了患者的对立面上。有评论说，医生作为高知群体，很容易在两会这种高级别场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患者的发声则大都落在了“非主流”的广场上。其实，双方立场，各种声音都需要平衡。对于医患矛盾，总有人开出药方，譬如解决医疗资源不足、患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最终的根子还是法治程度不足。如果人人心中都有了“法”，那又怎么会凭空冒出那么多拳打医生、脚踹护士的“无知者无畏”呢？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3月9日，新华网）

领导干部作风决定了官场作风，官场作风又决定了社会发展之风。因此，作风建设最重要。3月9日，总书记的讲话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进行了具体的诠释，“三严三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作风建设的最好标准，传递出作风建设的六大正能量。

严以修身，传递思想正能量。在作风建设中，思想是基础，修身是关键。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不断的提高自身修养，才能坚守理想，才能不动摇，不摇摆，经得起诱惑。因此，思想正能量是作风建设的第一大正能量。

严以用权，传递行动正能量。思想修养好了，行动规制更要严格。领导干部手掌一定的权力，运用权力展开工作，这里的关键是要严。严格遵守制度，严格履职责，在制度的笼子里用好手中的权力，并始终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其永远是人民的资源，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用权要严，让行动产生正能量，这是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严以律己，传递自省正能量。领导干部要有自省精神，由此产生自制力和约束力，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敬畏人民，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严以律己，正身正行。如此，才能打开顶层设计令正、作风正的新局面。

谋事要实，传递科学工作的正能量。作为领导干部，用手中权力谋篇布局，必须讲科学。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追求实际效益。这就要求他们抛弃政绩利益，追求人民利益，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效益。改革需要闯，需要冒，需要讲科学。

创业要实，传递担当精神正能量。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有担当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更不能唯唯诺诺停步不前。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解剖矛盾，敢于发现问题，敢于解决问题，在其位，谋其政，要用自己的岗位打造人民的幸福。

做人要实，则传递道德正能量。这个正能量有榜样作用，有引领作风，促进社会好风尚的作用。看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老实不老实，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工作老实不老实。老实人是历史发展的脊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我们应该形成崇尚老实人的风尚。做到了崇尚道德，崇尚正气，必然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总书记说，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这是落实“三严三实”，让正能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动力源的关键。浮躁不行，虚夸不行，必须有钉钉子的耐力，准力，定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作风建设才能传递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9日是全国政协文艺26组开放讨论日，来了许多索要签名、求合影及围观者。讨论开始时，成龙已签了比文件袋还厚的一沓首日封。刚开始10多分钟讨论里他被打扰3次，10点27分他终于忍不住对粉丝喊道：“我可以不签吗？”11点讨论结束，成龙快步走出会场，整个上午他没有发言。（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全国政协文艺界别一向是很多人爱去的热门区域，因为那里可以见到“星光闪耀”的明星们。所以，在一些报道两会的记者或工作人员看来，恐怕再也没有另一个平台，能够如此满足自己的追星心理了。于是我们周而复始地看到，在每年全国两会上，总有很多明星委员像成龙一样，随时在低头“奋笔疾书”，为粉丝签名。

并非不可追星，但起码要区分时间与场合，比如会议间隙、比如明星委员回到驻地，才可以求签名或合影，才可以问私事。而不是人家正在聆听发言、互相讨论时就贸然打断。一位明星委员就表示，在开放讨论场合索签名、求合影，“太影响讨论了，大家讲话的分寸啊、深度啊都会有一些影响”。

明星在荧屏上、会场外，确实头顶耀眼的光环，他们身上的新闻猛料比普通人或许要多一些，新闻价值或许比普通人要大一些。但一旦来到两会这个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平台，他们的重大使命和其他代表委员毫无两样，那就是忠实履行职责，为国计民生建言，不负亿万民众的热切期望。因为他们的话语权同样来自人民，为民代言才是应有的“会场范儿”，而不是为粉丝奋笔签名。

两会是否应该出台规定，禁止在会议进行期间追星，以保证明星委员们“好好开会”。近年来，追星俨然成为全国两会常见风景，很多明星委员常遭“围追堵截”，比如成龙去年曾被逼得只能从侧门悄悄溜入会场，散会时飞奔逃离；对明星委员进行娱乐化报道俨然成为惯常做法，比如某明星委员戴着什么眼镜、穿着什么皮草、提着什么手提包……这很难说正常。

两会是凝聚民心、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盛会，不是举办影视节或音乐盛典。禁止会议进行期间追星，才能让明星委员们更好地履职，更纯粹地履职。

只有把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尽早地建立起来，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才能斩断不当的权力之手，企业家才能不会再有“挣得越多心越慌”的困惑和顾虑。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庄聪生介绍，去年初，全国工商联访谈了630多位企业出资人，不少人感觉“创业不荣耀、致富不自豪”、“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挣得越多心越慌”。

“挣得越多心越慌”的咄咄怪事，多少让人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尽管难以理解，这种怪现象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挣得越多心越慌”的不安全感，归根结底，来自于市场法治的不健全。

时下，许多民营企业家费尽心思地向政府官员靠拢，有的甚至想方设法地戴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红顶等成了一种“时髦”。其实，不少时候这并非是民营企业家真的热心政治，而仅仅是谋求权力保护的无奈之举。有的地方，如果一个民营企业没有地方上的支持，完全跟着市场走，很难做大做强甚至立足。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市场法治的不健全，权力直接干涉甚至损伤，民企的事也时有发生。事实上，“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老板再大，一个科长就能灭你”等“豪言壮语”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山西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拒绝公安局长的200万元索贿而被羁押941天，他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还有《法制日报》曾报道，宁夏中卫市的一家投入超8000万元的煤矿公司，当地政府部门要求由另一公司以1800万元收购。法人代表和股东拒绝这一要求后，遭到当地有关部门以“非法采矿”的罪名抓捕和通缉。

尽管此类触目惊心的事件只是个例，但反映了民企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的事实，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不安全感。

众所周知，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还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如果企业家被“挣得越多心越慌”的不安全感缠绕，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用改革来消除企业家心头上的这种不安。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只有把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尽早地建立起来，把大小权力统统放进笼子里，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才能斩断不当的权力之手，市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蓬勃生长，企业家才能不会再有“挣得越多心越慌”的困惑和顾虑。

（邓福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