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崇拜个人英雄的国度，12岁那年，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做好了改造社会的准备，其结果不言而喻。准备改造社会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年轻，至少心态上如此。后来他们却被社会改造了，不由得感到深深的委屈。

以前有个姓游的网民，做了些被常识认为是仗义执言的事，被抓起来判了刑。还有位叫谢朝平的作家，也是做了些被常识认为是仗义执言的事，也被抓了起来，幸好没有判刑。他们被抓后，都表示不服，想必内心里充满了委屈。

不服是委屈的第一反应。委屈的第二反应可以是坚持不服，也可以是变不服为服从。从概率上讲，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经历了一些委屈，我们得到了教训，此后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能够淡定地面对，从容地服从——“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大概正是从这里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忍”字这把刀，强拆的时候不少架在拆迁户的脖子上。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委屈，不难理解。谁料想强拆一方也有感到委屈的时候呢？宜黄有些公务员为强拆申辩的时候，委屈之情，简直比钟如九被架上大巴的时候更甚。

第一个委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是“民逼官反”——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私有产权，拆迁户立场过于坚决，态度过于强硬，逼得地方政府只好乱来。所以，有抵制拆迁的人民，就有强制拆迁的地方政府；有上访的人民，就有截访的地方政府；有自焚的人民，就有抢尸的地方政府。

第二个委屈，媒体不公正——到处都有强拆，自焚也不是头一回，为什么要盯住宜黄不放？因为宜黄的自焚，我的确想到了成都的自焚。不到一年前，唐福珍被定性为“暴力抗法”，具体做法是将一桶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用打火机点燃自己，把自己烧死了。这个流程大概是宜黄官方认定的自焚标准——尽管成都金牛区政府不会认可——按照这个标准，宜黄有些公务员认为，“钟家人的确不是什么‘自焚’”，因为“如果真是‘自焚’，没必要汽油烧房梁，直接就把汽油泼身上了”。

不久前有位记者的微博写道，还有谁记得唐福珍？作为同行，我感到很惭愧。媒体的确不够公正。有此前车之鉴，媒体对宜黄事件的报道理应善始善终。

第三个委屈，发展有成本，不是拆迁户承担，就是政府承担——拆迁户自焚违法，政府抢尸无罪，谁来承担责任呢？

第四个委屈，强拆的好处人人均沾，出了事就要官员承担责任，做官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忍受这样风险大、收益小的职业，某些公务员们一定和我12岁时一样，充满了雄心壮志。

其实，宜黄的部分公务员应该自觉是一个不合理的体制的牺牲品。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第五个委屈——《物权法》和《拆迁条例》的冲突不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不合理，长篇大论的辩护文章没有任何抱怨。我只能这样去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自信，相信法律冲突的牺牲品绝不会是自己。

他们甚至可以揭露这个不合理粗暴无情，并且呼吁改变——像李昌平10年前做过的那样，但他们选择了撒娇。

“关于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我们不便多说”，在接近4000字的自我辩护后，第二篇文章说，“相信上级能做出公平公正的处理！”

既然如此，谁还能多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