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是站在自己角度来评判杨元元自杀,其中就包括一些专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他们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群,可以说“太傻”太“不够坚强”等一些自以为很客观的评判,来为这个社会被遮蔽的世情冷漠人情薄凉来推诿责任。
被杨元元带在身边读书的母亲遭遇“乡下人”的辱骂,杨元元本人遭遇“不发毕业证”、“没钱不该读书”之类充满势利和歧视的话语。那个骂出“乡下人”的宿管员自己本身也不特别显贵,可为何就要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对待比她贫困的人?
国家对于贫困学生每年都有数目不菲的助学贷款、补助金和救济款,那是国家赋予那些贫困孩子读书的权利,那是一个国家从形式上对贫困群体的尊重和慈悲。“没钱不该读书”,这句毫无人文情怀、透着冰冷透着无情的话,竟然出自上海海事大学一位教育工作者之口,不能不让人担心国家这种慈悲和形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
这个事件让人思考的不是贫穷丢不丢人,贫穷了是否该“慷慨赴死”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在对待贫穷时的那种态度和眼神。不是只有为富者才不仁,很多刻毒的咒语往往出自那些同样卑微的人之口,怜贫惜弱,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保障,更需要所有人心底深处那点慈悲的释放。我们不必非有“为鼠留剩饭,怜蛾不点灯”的普世之心,也不必非要将大笔的金钱扶弱助困,也没必要将自己捐得点滴不剩,但是你只需做到:以平视的眼光来看待贫穷,以理解的心来温暖贫穷,以友善的微笑来对待贫穷。不恶语相向,不冷嘲热讽,不赶尽杀绝。如果你做到了这些,我想那些整日挣扎于贫困线上的人,即使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即使他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但他至少能感到头顶还有一缕阳光的温暖;至少他还知道,贫穷是自己的宿命,可是这个世界毕竟还对他露出了慈悲……
做到这些其实很简单,你,我,他,我们大家都能做到。
' />“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无需证明。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怀疑。一方面,“蚁族”在城市里大量出现,“大学生甚至不如农民工”的现象引人关注;另一方面,的确有许多农村家长已经放弃让孩子上学,直接让他们进城打工。
应该说,杨元元一家一直都是在追求“知识改变命运”的。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姐弟俩有机会便继续读书,弟弟甚至被保送到北大读博,实属不易。
那么,谁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曰死于贫穷,或曰死于这个社会的冷漠与势利,或曰死于对知识的执着求取。心肠慈悲的人在谈到杨元元自缢身亡时,希望人们不要把“知识改变命运”当作一种压力,这自然是一种消解压力的方式。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知识事关个体对社会与世界的了解,并非只在学校可以获得。对于知识本身,更不必时时抱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或者将“知识改变命运”简化为“学历改变命运”。“学以致用”固然重要,但是学习决不只是在学校配了钥匙、再拿它到社会上去开锁。毕竟,社会时时在发展,时时在“换锁”。
所以,尽管杨元元的悲叹引起了无数共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要坚持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信仰。理性告诉我们,无论是从概率还是从逻辑上说,知识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而且,知识不仅能够改变个体的命运,还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这样一个冬季,面对一位刚刚入学的学生仓促离去,高谈阔论国家的命运、人类的未来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此时此刻,又不得不承认,杨元元之死,既是为了她从此身心安宁,也是在做最后的抗争。
在此意义上,痛定思痛,只有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才能真正告慰逝者,也给所有彷徨于路的生者,以希望与慰藉。因此之故,愿杨元元为自己敲响丧钟时,更为社会敲响警钟。
' />杨元元很不幸,她恰好在房价直追时的上海读书。记得像她这样携母读书的大学生好像别的地方也有过,人家可以租到便宜的农民房,悲剧就没有发生。而且据说海事大学所在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企业,没有专为低层白领准备的群租房。所以,摆在杨元元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抛弃一个把他们姐弟俩养大的妈妈,让她自己想办法。显然,孝顺的杨元元没法这样做,她选择了死亡。
跟许多在大学里自杀的孩子不一样,杨元元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更没有抑郁症,她的死,完全是因为自身贫困碰上了学校僵死的制度,以及冷漠的制度执行者。
在大学里的学生,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想办什么事都最难。连教他们的老师,现在也开始冷漠。即使自己的学生跳楼自杀了,如果老师在外面公干,也断然不会放下自己的活,去照料一下。当然,这些老师,即使贵为教授,到了机关,估计也难以得到好脸。制度不是不可以通融,其实经常被通融。但是,只有碰到有权的人,碰到熟人,才会通融。我不相信,如果杨元元的困境,摊在学校一个实权机关的人身上,也会是这样的结局。哪怕仅仅是一个外面招来的“舍管”的亲戚,也会有办法解决。当然,杨元元的老师,如果肯出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哪怕给她妈妈介绍一个家政的工作,也总会有个地方住哇。
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对于所有在里面的人,只要你没有权,没有东西可以跟别人交换,就是一个冰窟窿。到处都是冷漠,看不到一丝温情。对于学校而言,老师就是打工的,学生就是交钱买文凭的。对于老师而言,学生就是上课对着讲的人,如果是研究生,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为自己打工。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都是公事公办,面无表情。只有在私下里,在亲朋好友之间,似乎才会有所谓的温情。大学的精神,早就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像杨元元这样品德优秀的学生,本该受到学校奖励的,可是,即使教思想品德的老师,对此也视而不见。也许,他教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信。
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无论如何都该有点人味的机构,比如医院和学校,办得对人没有起码的温情。对人的情感,人的哀求,人的生命,完全麻木不仁。让这些本该充满仁爱的地方,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所。即使再有多少个杨元元的死,也未必能唤醒这些人的作为、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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